第二十三章：坤沙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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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前苏联相继派出许多专家到亚洲国家支援建设，医生勃列柯斯（BOLECS）和斯达（STAR）就在其列。他们是缅甸政府和人民的贵客，是当时苏缅友谊的体现。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专家，不懂核技术，不参与军事机密，也不进行重大的科学研究，他们只是两名普通保健医生，在位于缅甸中部的掸邦首府东枝城内一座名为“圣上吞”的国际医院为当地人治病救难。
　　凑巧的是，1999年我采访曾焰，她对我说起这位斯达大夫曾经替她看过病，当时她怀着第一个孩子，流浪到坤沙老家当阳地面，在一所华语学校做教师，缅甸情报局怀疑她是缅共分子，就把她关押到东枝看守所。那次她不幸患上很厉害的疟疾，住进圣上吞医院，这位前苏联大夫长着大胡子，态度和蔼，对病人一视同仁，医疗技术精益求精，让她倍感亲切，觉得很像中国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大夫。
　　曾焰的话使我感到亢奋，我刨根问底追问许多有关前苏联医生的细节。曾焰向我描述说：前苏联人不大像西方人，而与中国人有些相似，严肃、拘谨、服从、拘泥形式，但是工作态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在医疗条件落后的缅甸，前苏联医生可以称得上救死扶伤的圣人。她说出院之后不多久，两三个月吧，就发生了那起轰动国际社会的著名绑架事件。
　　我曾经就绑架事件问梁中英：“你们为什么选择两名前苏联医生而不是别的目标下手，比如西方外交官、商业大亨、国际知名人士、联合国官员等等？”
　　梁先生坦率承认：“是的，那时我们没有经验。政治的，外交的，国际社会的，等等。”
　　我说：“有没有这个因素，你们选择的目标为前苏联人而不是美国人有政治倾向性？”
　　老先生避而不答。他说他对政治没有兴趣。
　　东枝城位于掸邦高原西部雍会盆地，风景优美，一条清澈见底的大黑河绕城而过，汇入城南另一座橄榄状的高原湖泊——因莱湖。因莱湖堪称世界奇观，不仅湖水幽蓝，水草丰美，更令人称奇的是湖面漂浮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岛屿，称“浮岛”。顾名思义，浮岛是在水面漂浮的岛，为什么岛屿能在水面漂浮而不沉底呢？原来浮岛是由亿万年水草和浮游生物尸体腐烂堆积而成，大小不一，小如礁石，大的方圆达几平方公里，当地土著人生活在浮岛上，悠然自得，照样盖房子种庄稼，跟那些生活在船上或者岛上的水上居民没有两样。
　　东枝气候凉爽宜人，是著名的旅游避暑胜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把这里定为掸邦首府，修公路铁路，建起许多欧洲风格的小洋楼和别墅。缅甸独立后，因为仰光政府拒绝掸邦独立要求，除了继续把东枝作为掸邦首府，派驻政府要员和行政机构外，还将东北军区司令部设在东枝。金三角战乱频仍，形势紧张，东枝城里常常实行戒严，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一年之中只有泼水节例外。泼水节是缅历新年，相当于中国春节，普天同庆，佛门生辉，政府机关和军营都要放假。寺庙点燃数以千计的蜡烛，佛爷（和尚）流水席般地诵经作法，迎接信徒的新年朝拜。
　　然而七十年代正是金三角战乱的年代，所以连泼水节也注定无法太平。当人们在大街上泼水狂欢祈祝幸福的时候，两个前苏联医生一走出酒店立刻被人盯上了。盯梢的是两个当地人，穿掸族服装，各自裹一条粗线毯子，低着头，这样的掸族人在东枝城里到处都是。前苏联大夫当然不知道自己身后有了尾巴，他们不是军人，也不是克格勃，所以不善于提高警惕。他们只是两个普通医生，靠技术吃饭，谁也不会打他们的主意，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把精神搞得很紧张。加上他们在缅甸服务了好几年，自以为对该国很熟悉，人民很友好，就像在自己国家一样，所以无所顾忌地随意走动。
　　这两个外国人，各人拎只桶，穿条大裤衩，露出一大片金黄色胸毛，像两个欢乐的大男孩，奔向街头与人泼水取乐。在他们看来，这是东方的狂欢节，是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互相调戏取悦的集体游戏，前苏联是个专制国家，不允许个性解放，所以当他们被压制的个性得以释放，自然表现很亢奋，脸色发红，泼了姑娘很多水，也被姑娘泼了许多水。下午两人才兴高采烈地返回酒店，从头到脚一路淌着水，像两头刚从河里爬上岸来的大河马。
　　傍晚，医生又出现在酒店门口，恢复西服革履的庄严模样。这次他们是要去参加政府官员举行的节日晚宴。那两条尾巴还是蹲在街对面的角落里，只露出两只黑洞洞的眼睛。从东枝到仰光，这个国家你到处都能看见一些只露出眼睛的粗线毯子，城里人习惯对他们视而不见，好像他们是垃圾桶。他们把秘密藏在粗线毯子里。垃圾桶就这样盯住衣冠楚楚的前苏联人，直到他们上了出租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许多年后我断定张苏泉制定计划的时候一定犯了意识形态的低级错误。东枝城里并非没有别的西方人，他们所以盯上这两个健康而快乐的前苏联医生，潜意识自然还是因为前苏联是从前的政治敌人。李弥时期的政治口号是“反共抗俄”，反俄与反共同义。俄国是共产主义发源地，前苏联医生是缅甸政府邀请的朋友，如果反对政府，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向政府的朋友开刀。其实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国家把贩毒集团当朋友，包括从前的国民党盟友美国，但是张苏泉还是放过了美国人而选择前苏联医生作目标，可见得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很深的政治情结，不肯把自己当成一个毒贩，而这种政治上的幼稚病恰恰差一点毁掉煞费苦心的绑架计划。
　　晚上十点钟，前苏联医生回到酒店，他们可能喝多了一点，步子不大稳，喷着酒气，高声与人道着晚安，然后吼着叽哩呱啦听不懂的苏联歌曲进房间去了。
　　尾巴用藏在毯子里的手电向远处发信号。几分钟后，两辆军车一前一后开到酒店门口，下来一队全副武装的值勤宪兵。领头是个军官，对酒店经理下命令说，城防司令请两位前苏联先生去一下，快把他们请下来。
　　他们听说司令有请，丝毫没有起疑心，穿上衣服就跟着人下楼。酒店经理当然不敢过问军人的事，缅甸是军人执政的国家，枪杆子威力远甚于任何权力。他连忙站在一边，向军官鞠躬致敬。军官根本没有理睬他，好像他是路边的一棵树一样。一行人大摇大摆地出了门，军车发动起来，冒出一股呛人的黑烟，尾灯一闪一闪，转过街角开走了。
　　在对面街道上，那两条裹在粗线毯子里的尾巴此刻也站起身来，离开街头，很快消失在黑暗中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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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下半叶，位于中南半岛的金三角可以说烽烟四起危机四伏。印度支那各国都在忙于打仗，世界大国纷纷参与进来，针锋相对，武力相向，这种国际大气候自然要影响金三角。缅甸本是个经济脆弱的国家，吴奈温军人政变，推翻文官政府，然后各地起来造反，打着反对军人政权的旗号搞地方割据，向中央要权。国民党残军问题尚未解决，缅甸共产党又拉起队伍闹革命，政府军忙于东征西讨却没有结果，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军政府朝令夕改，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军官勾结毒贩狼狈为奸，今天称兄道弟，明天反目为敌。
　　初出茅庐的张坤沙就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中了政治暗算，险些断送了性命和前程。
　　坤沙多次对人坦述经历，他说自己祖籍为云南大理，父亲张秉尧，母亲为当地掸族。自己从小接受汉语教育，说汉话，写汉字，启蒙教师为其祖父张纯武。张家素与佧佤山官剥蒙不和，恐遭暗算，故坤沙少年时代即外出闯世界，吃了不少苦，也算开阔眼界，直到参加国民党残军，入“反共抗俄”大学。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汉文化培养、塑造和成就了金三角一代枭雄张坤沙。
　　关于1969年被捕入狱，坤沙自述，他预感政府可能有阴谋，但是可能还不是事实，这个一念之差使他丧失了宝贵的六年时间。当时东北军区通知开会，地点在腊戌，坤沙是政府任命的地方自卫队首领，所以并不疑心。他从前也有进城开会的时候，三五天或者一周半月，开完即回，因此这次他同往常一样只带了三名保镖进城。到腊戌后他被告知，会议地点改在东枝，此时计谋已露端倪，他要逃走还完全来得及，可是坤沙没有采取行动。他自己的解释是：为表明心志，即使“鸿门宴”也坦然前往。我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坤沙并不是曼德拉那样的著名政治家，而是个毒贩，是国家的危险人物，他没有必要把牢底坐穿。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并不老练的坤沙对政府抱有幻想，对政治险恶并无察觉。军区派出直升飞机来接他，由于晕机，坤沙吐得前仰后翻天旋地转，像条苟延残喘的大马哈鱼。等他终于清醒过来并且弄明白周围的一切时，他发现自己既不在东枝，也不见那个麻脸司令官德上校，而是来到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瓦城）。荷枪实弹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看守着他，窗户有铁栅栏，高墙上竖着电网，此时他明白自己上了当，成为政府阴谋的牺牲品。这段坤沙自述被发表在台湾采风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神秘金三角风云》一书中。
　　此时的张坤沙基本上还属于一个小人物，没有多少政治头脑，也没有见识过除金三角以外的更大世面，对于政治斗争的险恶性和复杂性还远远认识不足。而政府方面对坤沙同样也认识不足，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年轻人将来注定要成为世界第一号贩毒大王，给本国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他们会不百倍提高警惕和防患于未然吗？所以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而经验的取得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坤沙先在曼德勒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被转移到仰光国家大监狱严加看守。他被定下的罪名是叛乱和贩毒，贩毒当然是事实，叛乱却是无中生有，因为他一心一意要效忠政府，博取头衔和功名。于是他明白，一定是有人买通政府除掉他，因为他的崛起挡了那些人的道。他先被判死刑，后来通过各种关系又改判无期徒刑。命是暂时保住了，但是一夜之间命运天壤之别，海阔天空的坤沙失去了自由，从一颗正在冉冉上升的黑道新星，踌躇满志的金三角铁腕人物变成政府的阶下囚。这个转变是如此突然，从天堂到地狱，从领袖到囚犯，此时坤沙只有三十多岁，宽松地说还属于青年范畴，因此他还需要学习，需要在痛苦和教训中修炼，在炼狱毒火和铁窗生涯中一点点参悟生活真谛。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的机遇，于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是一次千载难逢之机。古往成大事者，无有一帆风顺飞黄腾达的例子，不经千锤百炼，不能成大器，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对这个注定要震惊世界的超级大毒枭来说，将贩毒与民族解放两件大事捆绑在一起干得登峰造极，不也是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重任么？
　　一位当时在监牢中亲近坤沙并替他悄悄送过信的人说，坤沙在狱中念叨得最多的话是：队伍在哪里？张苏泉在干什么？他们会……离开金三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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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坤沙身陷囹圄几乎同时，张苏泉梁中英也被一张大网罩住，险遭全军覆没的厄运。
　　政府军早已制定出一个全歼弄亮自卫队和铲除毒品的作战计划，东北军区在诱捕坤沙同时，司令官德上校亲率大军包围莱莫山，出其不意发起了进攻。幸好汉人军官都是久经沙场的军人，他们从四面八方忽然袭来的枪炮声中意识到坤沙出了事。炮弹落下来，子弹如飞蝗，两架飞机也飞来投弹扫射，说明政府军早有预谋。张苏泉指挥队伍且战且退，直到天黑突出重围，渡过萨尔温江转移到东岸大山里。
　　逃过这次打击，自卫队元气大伤，两千多人的队伍还剩下不到两百人。这支小队伍如丧家之犬，在大山里东躲西藏，直到雨季来临，政府军撤出山里，他们才在一个地名叫孟洋的偏僻地方站住脚。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坤沙已经被捕的确切消息。政府宣布弄亮自卫队为叛军，莱莫山囤集的军火、粮食和鸦片统统被政府军缴获。至此，张苏泉才相信掸族人流传的一句口头谚语：同政府打交道，比老虎作伴还危险。
　　对张苏泉来说，这是他人生中又一个低潮来临，本来已经红红火火的队伍，转眼间就如同一场噩梦，灰飞烟灭百废待兴。用张苏泉的话说，就是政府军背信弃义，逮捕掸邦革命领袖张坤沙，掸邦革命事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现在摆在前国民党团长张苏泉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自谋出路，或占山为王，或者离开金三角。另一条则是全力营救坤沙出狱。后一条道路困难重重，几乎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张苏泉毫不犹豫选择后者。我对张苏泉的思想动机产生兴趣，一个国民党职业军人，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命运同那个锒铛入狱的毒犯坤沙绑在一起？换句话说，如果仅仅是利益使然，那么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为什么不分手？是什么力量使他如此效忠坤沙，如此紧密团结？
　　张苏泉曾经请人代写自传，这份自传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版，我有幸目睹其中的部分章节。张苏泉说过这样一段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掸邦人民的革命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我是个军人，在我找到张坤沙之后，我决心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以他为首的掸邦革命运动。我给自己取了个掸邦名字叫帕朗，以表明自己是掸邦人民的儿子。这就是我为什么决不软弱动摇的原因。
　　同样的宣言我们在另一处公开场合，即美国中央情报局拍摄的纪录片《金三角鸦片军阀》中被张苏泉重复。我认为我们不好一概否定张苏泉是作秀，是虚假的政治宣言，相反，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个有很深政治情结的传统军人，有理想有信仰，反攻不了大陆，就去拯救掸邦金三角。公正地说，张苏泉是个有献身精神的军人，为信仰而战，只不过他的信仰是效忠坤沙和拥护掸邦革命罢了。
　　摆在群龙无首的张苏泉面前的最大难题是，怎样才能营救坤沙出狱？政府把他们宣布为叛军，这就断绝他们退路，逼上梁山。张苏泉提议成立一支“掸邦联合革命军”（简称SUA），总司令也就是最高领袖为张坤沙，张苏泉自任代理总参谋长。当时这个提议在内部引起激烈争论。争论焦点不在于成立什么番号的军队，而在于拥戴谁当领袖。张苏泉自任总参谋长，并且还是“代理”，如此谦让令前国民党军人大为不服。有人提议张苏泉自任总司令，率领队伍打天下，因为事实上只有张苏泉一人当家，坤沙关在大牢里，说不定哪天仰光城里一道指令就把他处决了。心气浮躁的汉人军官，个个野心勃勃跃跃欲试，谁不向往光环夺目的权力、地位和金钱呢？反正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果张苏泉做了总司令，他们这些老部下还不捞个副司令纵队长干干？何苦一定要为他人做嫁衣裳呢？
　　据说张苏泉当场大发雷霆，他火冒三丈地威胁说：“今后我再听谁说这个话，我就毙了谁！……奶奶的！你们不想想，这里是缅甸，是金三角，不是中国大陆！队伍有今天，没有坤沙行吗？你们谁有本事，谁想闹独立就请走路，我这里不挽留……想活命，就得管好自己舌头！”
　　我豁然开朗，找到另一条揭开张苏泉性格之谜的捷径。在诱人的天赐良机面前，张苏泉为什么不肯动凡心，不想自己当家做主，顺理成章地当了这支队伍的总司令？如果那样，今后的世界毒王也许就不是张坤沙而是张苏泉了。我以为张苏泉也是凡人，也有欲望和野心，但是他更懂得环境与人的关系。“这里是缅甸，是金三角”，如果没有莱莫山土司坤沙这杆大旗，他一个外来汉人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吗？
　　这就是政治。我认为张苏泉是个懂政治的人，懂政治的人比懂武力的人更有力量，张苏泉不仅能打仗，而且还有精明头脑，因此我们很难说是张苏泉成就了张坤沙，还是张坤沙造就了张苏泉，总之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共存关系，就像阴阳互补，日月循环，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正是这种共存关系才把两人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一起，于是才有本章开头劫持前苏联医生的精彩一幕。精心策划并亲自指挥的幕后人物正是后来被西方报纸称为“金三角教父”的掸邦联合革命军代理总参谋长，前国民党团长张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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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质到手，张苏泉自以为有了一个同政府做交易的筹码。两名前苏联人都是有地位的国际专家（医生），缅甸政府的贵客，被SUA绑架做了人质，这样一个新闻无疑会大大轰动一番，然后前苏联政府迫不及待出面发表声明，谴责恐怖行动，背地里同SUA谈判，压缅甸政府交换人质。至少当时策划阴谋的张苏泉是这样预测和评估该绑架事件的影响及其社会效应的。
　　事实证明，张苏泉差一点打错算盘。
　　人质绑架消息经仰光报纸披露，当时的莫斯科政府居然毫无反应，既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做出姿态，不闻不问，连仰光政府态度也不十分积极，派一队士兵上山围剿，敷衍了事。张苏泉派人将书面条件及人质的照片、亲笔信件送往前苏联大使馆，不料几个月过去，这些消息竟如石沉大海，波澜不兴。这种反常现象搞得张苏泉很狼狈，好像一个人频频自作多情，对方却视而不见一样。后来通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前苏联政府压根儿没有把区区两个普通人质当一回事。受害国不着急，缅甸政府当然乐得跟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干脆不理不睬，置若罔闻。这下子轮到张苏泉傻眼了，费了半天劲，劫来两个外国佬，以为是什么角色，结果等于废物。梁中英气得呼哧呼哧地说：“干脆撕票得了，再去大使馆弄两个人来，看他们理还是不理？！”
　　张苏泉直摇头，觉得一头雾水，真是搞不懂外面那些事情。不像打仗，谁胜谁负一目了然，这是搞国际政治，让人心里没有底，不知道下一步棋怎么走好。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转机出现了，梁中英对我说，他偶然提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打破人质僵局，使张苏泉变被动为主动。
　　我很感兴趣地问：“他是谁，有这么大本事？”
　　老先生回答：“吕军长，老长官吕维英将军。”
　　我怀疑地说：“他解甲归田多年，还有那么大能耐？”
　　老先生解释说：“吕维英是国民党中统出身，在东南亚各国有许多关系，见多识广，足智多谋。虽然他离开军队后隐居泰国，在华侨中仍是个有影响的人物。”
　　我说：“你怎么会想起吕维英？”
　　老先生感叹道：“一日为长官，终生如父母。部下有解不开的难题，不找老长官找谁？”
　　张苏泉当场采纳梁中英建议，换上便装悄悄赶到泰国边境小城美塞（夜柿），专程登门请教吕维英。结果泰国之行大大出乎人们预料，可以说这是坤沙集团发展史上一个柳暗花明的重要转折点。根据梁中英的回忆，我知道张苏泉广泛利用吕军长在当地华侨中的影响，广交朋友，寻求帮助。他深入清莱、清迈等华侨聚居的城市，会见更多侨领和社会上层，把秘密外出变成一次成功的外交斡旋活动。
　　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当地侨领的帮助下，张苏泉在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秘密会见了几家西方报纸的记者，其中包括国际著名的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驻亚洲记者，向他们公布了关于绑架前苏联人质和要求释放掸邦领袖坤沙的重大新闻。张苏泉对记者说，如果缅甸政府不答应掸邦联合革命军的要求，他们将继续绑架更多的人质。张苏泉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极富潜台词的外交辞令，他没有对坤沙使用惯常的“总司令”或者“长官”之类用语，而是称其为“我们的掸邦领袖”。掸邦领袖就不同于土司、毒贩或者土匪头子，前弄亮自卫队司令张坤沙的被捕就具有了政治迫害和民族压迫的意义。只此一斑，我们便不难窥见职业军人张苏泉政治外交水平的突飞猛进。
　　记者当然都是些惟恐天下不乱的角色，望风捕影，造谣生事，西方记者尤甚。时值冷战，美苏对立，东西方关系紧张，前苏联的任何坏消息理所当然成为西方报纸关注的头号新闻。果然消息见报，立刻引起西方舆论哗然，因为该事件涉及西方社会一个最敏感也最有兴趣的话题，即人权。人权问题从来都是西方用以攻击前苏联的重磅炮弹，人质被绑架，政府理应全力营救，可是前苏联政府居然不闻不问，置人质生死于不顾，这不是充分暴露苏联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残暴的和反人权的制度吗？
　　张苏泉再接再厉，又安排西方记者在泰缅边境一个秘密地点对两名前苏联人质当面采访，记者在许多武装人员的严密监视下向人质提问，还拍了照片。当人质得知前苏联政府未对他们被绑架采取积极行动时，当场绝望得嚎啕痛哭。人质痛哭流涕的照片和谈话都被刊登在西方大报的头版上。
　　国际舆论沸沸扬扬，这种轰动效果简直是歪打正着，你明明种下葫芦，不料却收获一个大倭瓜。张苏泉本无挑动东西方对立的初衷，或者说他根本不具备如此卓越的政治才能，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无意中拨动了当时的冷战神经，国际舆论越关注，人质问题越是炒得沸沸扬扬。事情越是闹大，前苏联越是被动，张苏泉就越占据主动。他甚至巴不得联合国开大会讨论讨论，那时候缅甸政府敢拿张坤沙怎么样呢？
　　果然前苏联政府的脸上很快挂不住了。前苏联驻仰光大使馆发表一则简短声明，对暴徒的绑架行为进行谴责，并严正声明正与缅甸各方协商，很快将使人质获得解救，云云。缅甸政府本来就处在各种各样的国内危机和国际矛盾冲突之中，诱捕张坤沙本来只是地方派系争斗的结果，金三角毒贩和地方武装多如牛毛，哪里是抓一个小小的坤沙就能解决问题的呢？何况当时奈温政府自顾不暇，既没有能力也不打算解决这些棘手的难题。前苏联一施压，奈温就吃不住劲，他决不打算因为这个小小的人质事件得罪超级大国的前苏联，这时候邻国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上层人物被人以很高的价格及时请出来充当中间调停人。几经谈判，缅政府同意在人质获释之后立即释放张坤沙，条件是坤沙须在警察监视下生活，不得从事任何危害政府和社会的犯罪活动，活动范围不得超出仰光市区。
　　持续半年的人质危机终于和平解决。张坤沙获释后在仰光做了半年奉公守法的和平居民。当时有记者报道说他天天深居简出，读书看报写字，早晚都要按时到缅寺念经文做法事，俨然一个虔诚教徒。他偶尔也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身边不时有几个红粉女友的倩影，闹过几回感情风波，也出入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家门，也有大学教授知名学者回访。多年后坤沙自己说，坐牢期间他认真读了许多书，研究缅甸政治历史以及国际关系，思考许多社会民族问题，与有识之士讨论严肃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我认为如果坤沙所说都是事实的话，他的六年牢狱生活等于上了两所大学，一所是知识大学，另一所是意志大学。对于任何领袖人物来说，知识和意志的加盟无疑等于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是洗礼，可是作为威胁世界和人类的头号毒枭，坤沙成熟意味着什么呢？
　　获释出狱的坤沙身后始终跟着几个形影不离的便衣警察，时间一长，便衣渐渐放松对目标的监视。他们发现这个危险人物其实一点也不凶恶，甚至很友善，经常要同他们亲切地打招呼，送给他们一些小礼品。如果得知谁家有困难，坤沙往往出手大方，令受惠者感动。由于这种好印象深入人心，难免有人开始偷起懒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听任监视对象自由活动。
　　1976年2月的一天，坤沙照例出去做法事，按规定应有两名便衣监视，结果一人留在屋子里与保镖赌钱，另一人跟到半路上就坐下来喝冰水。结果当然不难猜到，狐狸做出种种假象都是为了骗过猎人，时机一到，坤沙理所当然一去不复返。他在仰光著名的大金佛寺门前拐个弯，然后从容不迫地登上路旁一辆等候已久的汽车。汽车扬起一路灰尘，把偌大一个仰光城抛在身后，然后驶向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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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坤沙接受美国记者独家采访，地点在金三角掸邦联合革命军（SUA）总部满星叠。这是行踪神秘的坤沙一生中很少几次公开露面的场合之一，这位世界大毒枭面对摄像机镜头侃侃而谈。记者问他在金三角打仗意义何在？
　　坤沙答：为掸邦独立而战。
　　记者：掸邦为什么要独立？
　　坤沙：因为掸邦贫穷、落后、备受歧视。掸邦独立是掸邦人民的最高理想。
　　记者：据我所知，贵军主要从事毒品走私活动，坤沙先生能谈谈走私与掸邦革命的关系吗？
　　坤沙理直气壮地回答：是的，我军的确从事一些鸦片和海洛因走私，这是为掸邦革命筹集经费所必须的活动。众所周知，金三角地处高原，山高路陡，种粮食难有收成，老百姓如果不种鸦片就会饿死。军队进行鸦片走私也是保护老百姓利益。
　　记者：毒品泛滥给周边各国以及全世界造成巨大灾难，请问坤沙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坤沙斩钉截铁地说：这个问题要请你们美国总统回答。我曾在几年前代表掸邦国向美国总统建议，美国政府每年从禁毒经费中拿出一千七百万美元收购金三角毒品。美国政府每年用于禁毒的经费高达十几亿美元，一千七百万只是其中百分之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被美国总统拒绝了。所以目前世界上毒品泛滥的局面，完全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
　　记者：联合国通过禁毒法案，坤沙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坤沙：我完全举双手赞成禁毒。你可以看看，在我们掸邦革命军队里，没有一个士兵吸毒。在我们根据地，你同样看不到一个人吸毒贩毒。而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赞成禁毒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母亲。
　　记者：坤沙先生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支持在金三角禁毒？
　　坤沙：不错。但这将是今后的事情，目前掸邦人民要求的是生存权，是吃饭和活命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对他们不闻不问和生存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暂时只有依靠走私毒品才能争取自己的利益。
　　记者：金三角毒品给西方社会造成严重社会问题，请问如此生存权是否与人道主义相悖？
　　坤沙大义凛然：这是你们西方人应得的报应！如果你们哪怕还有一点点历史知识的话，请不要忘记，是谁在一两百年前强迫我们接受鸦片，把鸦片播种在我们亚洲土地上？又是谁，几百年来大肆进行鸦片贸易，到处推销毒品，不惜进行鸦片战争？都是你们西方人！你们西方人几百年来从我们亚洲赚取了多少利润，发了多少不义之财，又毒害了多少我们的兄弟姐妹？现在你们发达了，富裕了，过上文明人的生活，于是反过来要禁毒，你们几百年前为什么不禁毒？不禁止鸦片贸易？你们为什么不把鸦片贸易的不义之财还给我们，让我们从贫穷苦难中解脱出来？我们现在的贫穷落后难道不是你们西方人一手造成的吗？这能算得上一个公平和平等的世界吗？告诉你，我们就是要进行一场新的鸦片战争！把罂粟结下的果实还给你们，现在轮到让你们自己尝尝这些苦果！……我还要说，上帝是公平的，中东有石油，西方有枪炮，美洲有海岸线，我们金三角有什么呢？感谢上帝，幸好我们有海洛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