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罂粟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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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我到云南陇川当知青，陇川俗称“外五县”，即怒江以西与缅甸接壤的五个民族自治县，地域广大人烟稀少，尽管已经解放二十多年，废除了土司制度，也修通公路（著名的滇缅公路），但是我们在边疆的亲历亲见还是触目惊心，如同时光倒转，返回原始社会，令所有来自大城市的知青震惊不已。
　　有几件事印象深刻。比如烧荒，就是在森林中放火，把森林大片烧毁，这在现在是违法的事情。那是下乡第一年，一天晚上突然起山火，连队紧急集合救火，不料苦战半宵，许多人头发眉毛烧没了，付出惨重的代价，却被告之是寨子里山民烧荒。山民年年都要烧荒，然后在森林灰烬上种苞谷，次年转移再烧。没有森林植被保护的荒山经雨水冲刷，山体滑坡，泥沙俱下。我们看见当地山民种地，他们用刀子在地上刨个坑，扔下种子自生自灭。
　　山民通常不下山，也不与汉人往来。一次有人报告，说两个人钻进甘蔗林里不知道干什么。连长带人紧急前往查看，结果发现那是一对山民夫妇，女的是个孕妇，正在痛苦呻吟着生孩子。按照常识，产妇必须尽快送医院，但是那位丈夫却拔出亮晃晃的长刀来，不许任何人靠近他妻子。我们想尽办法跟他解释，然而等于白费口舌，就这样相持几小时，终于听见甘蔗林深处传来婴儿啼哭，产妇用牙咬断脐带，夜里这家人悄悄消失不见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山里女人从来不进医院，她们把孩子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这是祖先遗传给她们的动物本能。
　　还有巫师、打卦、捉鬼、抽大烟，山民不下山，生病请巫师捉鬼，如果治不好，病人则被视为鬼，逐出寨子或者当众活活烧死。五十年代曾有反映此类题材的电影《摩雅泰》，七十年代边疆常有类似野蛮的悲惨故事发生。即使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边疆落后依旧，山民过着古老而贫困的原始生活，与山下的文明社会差距越来越大，直到后来改革开放我重返边疆，才看到这种状态有了很大改观。
　　设想一下，如果不是中国解放，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云南边疆那些毗邻金三角的地方会不会变成“金三角”一部分？换个说法，五十年前金三角与云南边疆连为一片，社会形态相同，民族具有血亲关系，金三角变成金三角，国境一侧的云南边疆终于摆脱愚昧和贫困，走上健康人类的共同道路，这个事实说明什么道理？对人类禁毒有何启示？我想答案恐怕应当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早在知青年代，我对毒品就有过粗浅的感性认识，因为国境对面是金三角，我们常常难免与毒品打交道。有天一个缅甸边民躲在甘蔗林里拉屎，守青的女知青听见动静，以为有野兽，吓得险些尿裤子。跑回连队报告，连长带了一班武装包围甘蔗地，发现那个边民不仅拉了一泡屎，把甘蔗林弄得臭气熏天，还一口气偷吃了十多棵尚未成熟的青甘蔗。
　　本来这种事情并不严重，教育几句就放过了，我们的知青也常偷吃青甘蔗，只是不在甘蔗林里拉屎。可是这天连长因为兴师动众，脚下不当心又踩了许多稀屎，心里觉得很窝火，就骂骂咧咧地把那人押回连队。不料一审就审出名堂来。原来这人的背篓里，上面装野果子，下面却是芭蕉叶盖着的大烟。
　　大烟就是鸦片，我们在学校上过历史课，知道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还知道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这天我们看见的鸦片很像狗屎，被塑料纸包裹着，黑糊糊的，有两三斤重，换算成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就是一千多少多少克。依照今天的禁毒标准，恐怕算得上一件大案要案，而破获大案要案的人，当被授予禁毒英雄称号。可是那时候国内没有人吸毒，抽大烟似乎是一百年以前的事，与我们生活无关。我们都是生在解放后长在红旗下的知青，头脑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如果不是有人介绍，这些被称作鸦片的毒品就是扔在大街上也无人能识。
　　边民被押走了，那包大烟先是摆在连部会议室，大家嫌它气味难闻，又扔到仓库里，许久无人问津。有次我们知青在仓库里干活儿，有人翻出那包东西，大家都好奇地凑拢来，有人提议尝一尝，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同意的人就挖下指甲盖大小一点，塞在纸烟里轮流吸。我不敢吸，只嗅嗅那股飘来的烟味，觉得不算难闻，但是抽过的人称赞说味道硬是要得，比“红塔山”还好抽。问题是没过多久就有人呕吐，还拉肚子，被送进卫生所救治，于是偷吸大烟事件败露，在场的知青都受到处分，这件事直接导致我后来短暂出境流浪的错误行为。
　　六七十年代，边疆走私鸦片事件时有发生，大凡缅甸边民，单个或者一群，白天晚上经过连队门前，只要拦住一查，多少都能查出一些大烟来。当时兵团纪律很严，知青都过着半军事化生活，每月二十六元生活费，政治要求严格，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但是对边民盘查并不严格。如果边民辩解说自己抽，数量不多就放掉，数量多的就扣起来，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惩罚，多是教育一通放人。我为这些背着鸦片在国境两边忙来忙去的人群感到困惑：鸦片又不能当饭吃，这些人大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看得出生活并不富裕，甚至不能吃饱饭，他们就不能干点别的有益事情吗？
　　渐渐就听到一些传闻，说国境对面到处种鸦片，人人抽大烟，不管土司头人还是贫下中农都一样。蒋残匪也种鸦片，所以都变成了纸老虎。以我们知青当时的觉悟，认为应该打起红旗到金三角闹革命，说明搞世界革命很有必要。
　　后来当我流浪到缅北山区，没有找到革命队伍，而是与罂粟打了半年交道，参与并完成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至此我终于解答了心头的疑问，同时深刻理解什么是生存的残酷性。
　　又过了许多年，当我再次走进金三角，翻开一大堆历史资料才赫然发现，金三角毒品泛滥正好是六七十年代。也就是说，我们在知青时代天天“与狼共舞”却浑然不觉。有人警告说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两大威胁，一个是环境，另一个就是毒品。我相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当我们面对金三角，面对这场世界性的毒品灾难，面对威胁我们世界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纪噩梦时，我的思维之箭一路鸣响，穿越黑暗岁月的空间，穿透重重迷雾，射向一个遥远而崎岖的历史暗河之源。我要试图揭开这个折磨所有史学家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为什么世界最大的毒品中心不在欧洲非洲，也不在同样地理位置的亚洲越南老挝柬埔寨，或者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却偏偏是毗邻中国的金三角？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地理因素还是人为因素起作用？那个短命而强大的国民党帝国，他们的入侵究竟给金三角带来什么后果？他们在这个危害全球的毒品王国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2
　　1999年，我在云南某戒毒所采访戒毒者。我面前是个年轻姑娘，说姑娘不大准确，她其实尚未成年，只有十六岁，是个花季少女。但是这个花季少女提前枯萎了，因为她与魔鬼打交道。
　　她是个中学生，一脸憔悴，给人感觉像个风尘女子。我问她为什么吸毒，她说好奇，又说不，因为寻求刺激。我说寻求到了吗？她凄惨地笑笑，没有说话。我一连问了几个问题，她都低头不语。最后我说：“你有信心戒毒吗？”她突然抬起头来，我看见那双大眼睛被泪水溢满了，接着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少女说：“不，不是我不愿意，是……没法呀。你不知道，那个魔鬼……钻进心里啦。”她放声大哭：“我完啦，没有人救得了我呀！”
　　少女的悲声萦绕在空气中。据介绍，这座戒毒所，未成年人占一半以上，我的心中好像压了一座大山。如此下去，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一棵被毒品蛀空的大树，我们的后代会像枯树那样垮掉。1999年中国登记在册的毒品受害者已达六十八万人(据2000年5月15日《北京晨报》报道)。
　　在云南边境，一间边防武警办公室里，我见到缉毒英雄某队长。因为工作保密的关系，我必须隐去他的姓名。这是个话语不多的年轻军人，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很亮，目光尖锐。此时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我们采访的内容，不外乎从前已见诸报端的各种缉毒事迹。
　　采访结束时，我问他：“你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军人答：“是被动。毒贩到处贩毒，防不胜防，像苍蝇蚊子一样，而我们只能被动防守。我们都知道金三角是毒源，毒贩在那边从容生产毒品，我们却隔着国境鞭长莫及。”
　　我说：“你是不是说，应该主动进攻？”
　　他沉默不语。
　　最后我说：“你能告诉我，作为缉毒警，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
　　他站起身来，毅然回答：“如果上级批准，我愿以生命为代价，彻底消灭金三角毒巢，铲除祸害世界人民的毒瘤。”
　　我看见军人眼睛里燃烧着正义和责任。
　　关于金三角的话题，有次我同台湾作家曾焰讨论：“以你的见解，为什么偏偏是金三角而不是别的地区变成罂粟王国？”
　　她回答：“我是个基督徒，我只能说相信上帝安排。”
　　我说：“为什么上帝偏偏把鸦片安排给金三角？”
　　她突然反问我：“你知道金三角之前，世界最大的罂粟王国在哪里吗？”
　　我一时瞠目，回答不出。
　　后来我查阅许多历史资料才知道，十七世纪以来近三百年，世界最大鸦片生产国是印度，十九世纪之后，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国。
　　我认为这个事实并没有贬低中国形象的意思，恰恰相反，只有当国人知道自己的耻辱历史，明白自己曾经有过哪些痛苦教训并给别人也造成过痛苦，我们才有资格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人有信心造福于自己并将造福全人类。
　　中国种植鸦片的历史远远早于十九世纪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只不过从前祖祖辈辈吸国产烟土，自给自足，比如“贵土”、“云土”、“川土”等等，直到英国人驾驶战船大炮来推销洋烟，洋烟又多又好又便宜，就像二十世纪的日本汽车家用电器，迎合国人的消费心理，至此一发不可收，史称“烟祸”。
　　中国种植鸦片，鼎盛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候军阀混战，政令废止，纲纪松弛，获利极丰的鸦片生产运动席卷中国西南、华南和西北十数省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前的1937年，中国罂粟种植面积已达八千万亩，鸦片产量超过六万吨，为当时金三角鸦片产量的两千倍，为世界各国产量总和十倍以上，吸毒者近一亿之众。中国因此获得三个世界之最的称号：罂粟种植面积最广，鸦片产量最大，吸毒人口最多。国外有人讽刺中国，建议将罂粟花定为国花。
　　我由此想到一个有趣问题，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分子比如英国人，他们贩卖鸦片，牟取高额利润，干出伤天害理勾当，可是他们自己吸毒吗？答案是明确而否定的，英国人不吸毒。他们为什么不吸毒呢？因为觉悟高，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因为从一百多年鸦片消费的地区分布看，欧洲基本为零，亚洲最多，又以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各国和中国为最。这是偶然，还是必然？1995年我到日本访问，在东京博物馆，我看见1853年佩里准将率领美国舰队逼迫日本天皇签订通商条约，随后又有西方四国舰队炮轰下关事件，至此日本国门洞开。这种形势与中国鸦片战争极为相似，但是结果迥异：大清政府因此更加腐朽没落，而日本则产生划时代的明治维新运动。我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西方人是否将鸦片也推销到日本？如果推销，日本人民接受吗？为什么？
　　答案同样令我震惊。
　　西方人当然也向日本推销鸦片，日本人很快接受鸦片，但是没有像其他亚洲民族那样自己吸食，沦为鸦片的瘾君子和受害者，而是精明地学会利用鸦片赚钱，毒害别国人民。日本紧随西方人，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鸦片输出国，把鸦片卖到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朝鲜。这个悲惨事实令我痛心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令人欣慰的是，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仅用三到四年时间，就完成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一个多世纪没有完成的伟业。到1953年，也就是我呱呱坠地那一年，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大陆彻底铲除鸦片，禁绝烟祸。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3
　　我在拙作《大国之魂》中多处提到，我曾有过一段偷越国境与罂粟花共舞的短暂日子。
　　当时我不满十九岁，怀揣两本书，一本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一本则是禁书，废纸收购站偷出来的《莱蒙托夫诗选》。我先在缅北克钦山区游荡，寻找革命红旗，但是山区林海莽莽，传说中的游击队始终像大海的鱼儿不见踪影。后来我辗转流落到掸邦山区，害了一场大病，幸好遇见一个好心的山民罗勒（音）大哥，病好之后我就留在山寨里。
　　1998年雨季我到金三角采访，所到之处没有一株罂粟花，这不是说毒品已经绝迹，而是还不到罂粟播种的季节。不管是钱大宇还是蒙小业，他们指着那些无边无际的大山对我说，再过几个月，这里将是罂粟花的海洋时，我脑子里涌现出来的则是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见罂粟花那种惊心动魄的印象。这是一个早已定格的画面，就像婴儿的记忆，伴随生命成长，被深深烙进灵魂里。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时大病初愈，刚刚从死亡边缘逃脱的我，歪歪倒倒扶着竹楼爬出来，带着满身疲惫和虚弱，终于走到明亮而热烈的阳光下。我看见迎面的山谷像大海一样沸腾起来，微风拂煦，百鸟鸣唱，五彩缤纷的鲜花迎风怒放。远山近壑，大山深谷，一片片彩霞从天上飘落下来，大地辉煌灿烂，仿佛仙境降落人间。壮丽的花海像潮水将我淹没，一瞬间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像溺水之人拥抱死亡，我的心灵在这种美丽的窒息中颤抖。
　　辉煌的音乐奏响起来，天才诗人莱蒙托夫面对大海放声歌唱：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乡／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上面的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我顿时泪流满面，心中坚冰开始融化，我被大自然感动得无以复加。我面前花海重重，一叶闪耀白光的孤帆向我驶来，那是诗人莱蒙托夫的理想之帆。蜂蝶飞舞，花香四溢，轻风絮语，太阳歌唱，美好的事物暂时化解我心中郁积的孤独和痛苦，我跌跌撞撞扑下花海，俯向鲜花热烈亲吻。我宁愿相信这是一条通往天堂的五彩路。
　　一个名叫玛青（音）的掸族姑娘从我身边走过，她诧异地注视我的疯狂举动，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对我说：“小汉人，泥（你）吸土（鸦片）么？烟花不有，有几个街子（五天一街）呢。”
　　山民称呼当地华侨，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小汉人”，也就是区别于中国境内的汉人。我抬起头，疑惑不解地望着她，她又重复一遍，罗勒的妻子金蛮卜（音）笑着解释说：“她说，这些都是烟花（罂粟花），收烟土还有二十多天。她以为你犯了大烟瘾呢。”
　　原来这些无与伦比的美丽花朵就是被人称作魔鬼之花的罂粟花！我为之瞠目的同时，也为好心姑娘的误解哭笑不得。
　　不久我发现，罂粟花其实很像世界著名的荷兰郁金香，它们开放红、白、粉花朵，高傲而妖冶，映衬高高的蓝天白云，迎着温暖的亚热带熏风向人们摇曳。我喜欢这些美丽的鲜花，它们跟世界上所有美丽生命一样，娇弱高贵，一尘不染，它们热烈地诠释生命，开放自己，尽善尽美地展示大自然赋予万物的生存意义。人们都说罂粟花是魔鬼之花，我认为很不公平，花儿本身没有罪过，魔鬼藏在人们心里。
　　4
　　罂粟，当地话叫“必壳”（音），意思是会唱歌的花。至于为什么罂粟花会唱歌，我从头人阿金的老奶奶阿婆那里听来一个传说。老阿婆据说已经有九十岁，脸皱得如山核桃，一双枯手伸出来抖抖地活像鸡爪子。她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歪倒在火塘边吸大烟，当地大烟有两种吸法：一种是把生烟丝与生膏（生鸦片）掺在一起，填进竹烟筒点燃吸，跟吸水烟筒差不多，称“舵把筒”。另一种是从中国传来的吸法，就是使用比较考究的烟具吸。先在烟灯上将生膏熬熟，用细铁钎挑出一个粘糊糊的烟泡在烟灯上烤，然后再放进铜烟枪上边转边吸。
　　老阿婆用的就是价格不菲的铜烟具。我常常看见她颤巍巍地挑起一只熟烟泡，凑在灯罩上边转动边吸，嘴唇一鼓一鼓地向外努，像生蛋的鸡屁股，然后喷出一股股蓝色烟雾。她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急迫、饥饿、贪婪渐渐过渡到慈祥和幸福。当她过足烟瘾，才眨巴着被烟火熏得半瞎的泪眼，向我断断续续讲述下面这个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九十九个仙女从天上下凡，九十八个阿姐都找到如意郎君，过上了美满幸福生活。惟独最小的阿妹在深山里迷了路，只见狼虫虎豹，不见村寨人烟。阿妹走不出大山，只好不停地唱歌，最后忧郁而死，化成一片美丽的罂粟花海。老阿婆还说，要是在开花的季节，你躲在石头后面，一定会听见仙女唱歌。但是你千万莫要出声，不然要遭大祸呢。
　　我当过红卫兵，受过无神论教育，自然不相信关于仙女之类胡说。我故意抬杠说：“仙女唱什么歌呀，想搞对象吧？”老阿婆停止吸烟，她的瞎眼睛里分明射出一股怨毒的光来，炭火一明一灭，使她看上去更像传说中骑扫帚的老妖婆。老妖婆探起身子，恶狠狠地说：“诅咒你们男人呢！”
　　我吓得身子一缩，再也不敢接她的话茬，像老鼠一样悄悄溜出去。
　　在缅北，我渐渐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同他们一道体验生存和大自然的严酷，于是我看见罂粟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如何坚实地支撑着山民的日常生活，就像农民种植蔬菜粮食，牧民放牧牛羊一样。试想如果农民无粮可种，牧民没有牛羊可放，那将会是怎样一种灾难降临？我的房东罗勒大哥说：“大烟啦，我们很喜欢，换粮食，换盐，换钱，还换姑娘。”这个意思是说，大烟是他们生活中最值钱的物品，可换回一年的生活必需品，还可以换老婆。事实上当地人早已同罂粟结下不解之缘，果实（大烟）是一年的经济收入；罂粟壳卖给药材商人，罂粟秆喂牲口；烟膏治病，连罂粟籽也是他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用油料。
　　我头次品尝到罂粟美味是刚到山寨不久。
　　房东罗勒大哥从山上打猎回来，他的火药枪上挂了一头野兔，一只松鸡，算得上运气不错吧。他的妻子金蛮卜挺着大肚子，快活地在火塘边忙碌，一只松鸡献给头人阿金，兔子归己。这天晚上，外面月朗星稀，山峦的黑色剪影静谧得像一幅水墨画，竹楼里燃着红红的柴火，火塘上面熬着鸡烂饭，当火苗不时蹿起来映亮低矮的屋子，酸笋鸡杂和大米饭的香气渐渐就溢满了简陋的屋子。这是我在金三角流浪生涯中难得一遇的欢乐时刻，我和主人的三个孩子都像馋猫一样守候在火塘边，幸福的火光映红我们的脸膛。这时候女主人起身出去，罗勒大哥一面吸“舵把筒”，一面快乐地朝我们挤挤眼睛说：“她去取好东西啦！”
　　大嫂进来时我看见她手中多了一只竹筒，那是只陈年竹筒，已经变得污黑不堪，好像有一百年历史。我好奇地凑上前去，看她打开盖子，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顿时直冲脑门，险些没让我晕过去。我看见一堆像粪便一样浓稠的秽物在锅子里翻滚，谢天谢地！我险些没有叫出声来，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大嫂看出我的厌恶，她乐起来，抿嘴一笑说：“小汉人，这是烟籽豆腐，好吃哩。你尝尝就知道了。”
　　我拼命抑制自己的恶心，饥饿和食欲到底占了上风。我想世界上的道理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别人能吃的，我当然也能吃。罗勒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当我病倒在山上的时候他偶然发现并救了我，所以我决不能让他们失望。当我暗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时，奇迹却发生了，那股奇臭渐渐消失，代之以阵阵飘香，引得我直咽口水。
　　当我在大家注目下品尝第一口鲜汤时，一切疑虑和厌恶立刻烟消云散。天啦，烟籽豆腐！不仅汤味鲜美可口，而且汤面上还漂浮着一层亮晶晶的油花。我喉咙里伸出手来，不用说，这是一餐难忘的美味，我贪婪地把一大碗汤全都倒进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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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人管罂粟叫懒庄稼，意思是不用像种粮食那样操劳，跟种草差不多。但是我的体会是，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丰收，种罂粟有时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在山上替头人阿金干活，说好只管饭，不给工钱。雨季一过，我就跟着大家去砍山。砍山是男人的活儿，你得挥动长刀，砍倒大树，再将漫山遍野的杂草、灌木清理干净，付之一炬，砍出一面平整的山坡来。然后再用锄头整地，将土疙瘩一一敲碎，最后就轮到妇女上粪。脏活都交由女人来干，比如上粪，女人头上盘着厚厚的黑头帕，将散发出恶臭的牲畜粪便装进背篓，又将背绳顶在头上，随后佝着腰，头几乎要俯到地上，亦步亦趋地将这些秽物背上山去。
　　我虽然免费给头人干活，但是寨子里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是学生，是有文化的人。在缅北，有文化的人有权受到尊重，所以头人免除我跟女人一道背粪，使我得以跻身在有优越感的男人堆里袖手旁观。
　　接下来播种，锄草，间苗，看青。为防止雀鸟和野兽糟蹋，还得轮流住在山上守夜。那年天旱，雨季早早收了场，太阳把泥土全都烤成粉末，罂粟本属耐旱作物，也都长得又黄又瘦。头人请来巫师捉鬼。巫师打了一个鸡卦，然后念念有词地说：树鬼山鬼，不要跟人争水，你们去背西边的泉水来浇地吧。
　　于是寨子不分男女老幼，包括头人阿金全体出动，人人背一只大竹筒，到西边的泉眼背水抗旱。这个令人感动的团结场面使我想起农场抗旱，不同的是农场知青人人一根扁担，一对大水桶，摇摇晃晃地挑着，把救命水一桶桶浇灌在橡胶苗或者金鸡纳霜小树下。背竹桶对我来说是种陌生体验，无论如何，将背带勒在头顶上，光溜溜的竹桶随着脚步颠簸在脊背上滑来滑去，思想和身体一齐疼痛难忍。我想他们为什么不用铁桶或者塑料桶呢？后来我明白，金属和塑料都是文明社会的产物，时代的脚步距离金三角还很遥远。我们像抢救婴儿一样，把一筒筒救命水浇灌在罪恶的罂粟苗下。
　　缅历十二月也就是公历二三月，罂粟终于开花了。
　　春节一过，山寨敲响庆祝丰收的芒锣和象脚鼓，收获的季节就到来了。头人再次请来巫师，村民彻夜不息地跳起传统的象鼓舞和拜神舞，祭拜山神土地，祈祝保佑丰收。最后举行杀牛仪式，将一头公牛绑在柱子上，男人赤裸上身，载歌载舞地用铁矛将牛刺死，人们轮流喝牛血酒，吃下被巫师念过咒语的牛肉，然后带上早已准备好的刀具、刮片和碗盆上山了。
　　花期一过，壶状果实就成长起来，小至鸽蛋，大到鸡卵，当地人称烟果包。收大烟就是收割青烟果包的浆汁。太阳出来，人们踏着露水走进地里，他们的工具都很简单：几张薄薄的刀片缚在一起，露出浅而锋利的刀刃，还有一只竹刮片。人们灵巧地沿着果实表面，自上而下划两三下，很快便有乳白色浆汁从伤口渗出来，称“割烟浆”。这些新鲜烟浆很像牛奶，也像乳胶，它们浓稠地挂在伤口上，像一串洁白的眼泪，于是空气中就开始弥漫起一股令人陶醉的微甜的芬芳气息来。
　　割烟浆看似简单，其实非常累人，你得整天弯着腰，埋着头，不停地划呀划，也不知道要重复多少次这种机械动作，而且稍不留心就会把自己的手给划了。我因为病后虚弱和营养不良，有天竟一头栽倒在地上，骨碌碌滚到山崖旁。幸好那位叫玛青的好心姑娘抱住了我。在后来那些艰难无助的日子里，许多好心的山民给我的生命注入宝贵的勇气和信心。
　　烟浆一旦与空气接触便发生氧化。一般几小时，多则十来小时，烟浆就开始变黑变硬，使果实表面看上去好像多了几道难看的瘢痕。我估计一株烟果包大约能刮下半克至一克浆汁，一亩地有五千株左右罂粟，也就是说，一亩地大约能产几斤生膏，而且人们必须赶在烟果包成熟之前收割，否则果实一成熟浆汁就干涸了。人们用竹刮片将这些渗出来的烟浆小心地刮在事先准备好的竹碗里，置于阴凉处晾干，再用芭蕉叶和塑料布捆扎成小包，这就是生鸦片。当地人称“生膏”、“生烟土”。
　　这天中午，当最后一坨生烟土被芭蕉叶包扎起来，我远远听见寨子里的狗一齐狂吠起来，兴奋得好像发了疯。随后我们都直起身体，看见远远的寨子外面，蜿蜒的山道上走来一长溜骡马队伍。阿金眨巴着老鼠眼睛，脸上露出喜色，说马帮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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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帮的规矩通常不进寨子，商人很快在寨子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五颜六色的帐篷，又从牲口背上卸下许多蒙着油布的驮子，当着众人把油布一一打开来，就像魔术师一样变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货物来，引起围观者啧啧惊叹。我看见商品有当地奇缺的盐巴、冰糖、布匹、胶鞋、煤油、锡碗、铝锅、烛台、腰刀，有日用百货和妇女喜爱的金银饰物、玻璃镜子、针头线脑，还有掸族男人离不开的三件宝：酒精、烟枪和猎枪。这次商人带来一件了不起的东西，那就是一支精美的双筒猎枪。猎枪不是通常的火药枪，那些大号子弹黄澄澄的，像金子一样在高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看见头人阿金眼睛放出光来，像狗一样围着猎枪转来转去。
　　这是山寨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人欢马叫，连畜生都嗅出过节的气氛，个个摇着尾巴发情一样追来追去。
　　商人当然都是做生意的行家，他们只换鸦片、动物皮毛和玉石，鸦片以“甩”（约合一公斤半）为计量单位。比如一甩烟可换一匹花布加一壶酒精，或者半甩盐巴。反之一包冰糖可换半甩烟，一瓶治头痛感冒的十滴水（中国大陆产）换半甩大烟，等等。他们双方使用的计量工具都不是秤，而是一种自制的原始工具：一根木棍作为杠杆，一头压上盐巴酒精，那么另外一头就得压上同样重量的大烟。如果一头是大烟，那么另一头就得以某些商品相平衡。调剂双方商品价值的关键因素就是木棍上那根提绳的位置。
　　山民蹲在地上，诚实而又宽厚地对待那些狡猾的外来商人。盐巴是生活必需品，一甩生烟可换一小包（大约一市斤）盐巴，一张熊皮换五斤，可见得盐巴贵如黄金。头人阿金是寨子的首富，他奢侈地用一甩鸦片给儿子换了一包冰糖，于是阿金家三个拖着鼻涕的儿子立刻成为孩子崇拜的英雄。孩子们争着趴在地上给英雄当马骑，然后取得舔一舔英雄嘴里甜咝咝滋味的资格，分享到接近吃冰糖的快乐。
　　当地人没有穿鞋的习惯，只有极少数头人才能拥有一双胶鞋。我看见这些胶鞋都印着中国商标，它们是通过边境贸易流入金三角的，然后几经辗转，普通胶鞋的身价就上涨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我亲眼所见，又是阿金，以三甩鸦片的天价（约合九斤！）从商人手中换回一大一小两双中国胶鞋，大的当然归他自己，小的给头人的接班人儿子。更多的人当然只能羡慕，因为头人在寨子里是统领，头人拥有冰糖和胶鞋是天经地义的特权。
　　玛青父亲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终于确定交换商品的内容，这些物品包括：五斤盐，十斤火药和铁砂，一只煮烂饭的铝锅，两根钢针和一卷洋线，一面化学玻璃镜子，一只敬菩萨的烛台，一壶烈酒，一匹尼龙布，以及一只漂亮的银项圈。这些物品一经换算，立刻耗尽这家人整整一年辛勤劳动的全部汗水和收成，但是他们毫无怨言，焦黑朴实的脸膛上漾出满足和幸福的笑容。
　　将近两天的交易活动眼看就要结束，商人纷纷收拾驮子，他们留下文明社会的商品，换走一驮驮沉甸甸的鸦片和动物皮毛。这时候最后一个惊心动魄的高潮出现了。头人阿金像头狡猾的黑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围着那支猎枪嗅个不停。精明的商人早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他们稳坐钓鱼台，对阿金的欲擒故纵战术装作视而不见。于是双方展开一场激烈而又漫长的斗智斗勇。当商人收拾东西准备离去，阿金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像一头愤怒而伤心的豹子冲出竹楼，拦住马帮去路。
　　“莫非头人要换给我们一个姑娘吗？”商人骑在马上，快活地互相挤眼睛，装出吃惊的样子说。
　　“你们把枪留下！”阿金坚决地说，并且拿袖子抹了抹粘在眼角的眼屎。“……那种两个筒的，子弹……我全要。”
　　“嗬啊！……要很多很多生烟来换的。”商人故意做出不相信的样子激将他，好像他不是寨子里最有地位的头人，而是个穷小子。
　　“你要多少？我有！”这回阿金脸上有种破釜沉舟的悲壮表情。
　　“三十甩。三十，一甩也不少。”商人一口开出天价。
　　“三十？啊嘎……我出十甩，多半甩也不干！”阿金蹲在地上，像遭到抢劫一样呻吟起来。
　　这场漫长的讨价还价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拉力赛，也像拔河，你拉过去，我又拉过来，但是双方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山民们兴致勃勃地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公开评论，出谋划策，好像头人的成败关系到集体的荣誉。最后头人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取得成功，猎枪以二十三甩半的价格成交，阿金成为当地第一个使用双筒猎枪而不是传统火铳打狗熊的猎人。只可惜好景不长，他在半年后被一头发疯的黑熊咬掉一只胳膊。
　　头人阿金喜滋滋地说：“马帮是嗡嗡飞舞的蜜蜂，是翩翩起舞的彩蝶，是金三角盛开的罂粟花吸引它们来采蜜，要是山里没有罂粟花，蜜蜂还会再来吗？”
　　7
　　那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竹楼里偶然看见我发自内心敬重的房东，那个又做了母亲的年轻妇女金蛮卜抱着粗粗的“舵把筒”，像哺小鸟一样，将烟雾一口口吐进婴儿口中。当地人早婚，金蛮卜虽为人母，年龄却并不比我大多少。我始则惊讶，随后像头发怒的公熊一样冲上前去，抢过她的烟筒扔得远远的。
　　她迷惑不解地抬起头来，看着我因气愤而涨红的脸，那双纯净如水的眼睛里写满问号，好像是在小心地询问：我做错什么事情吗？
　　我大声质问她，愤怒使我的声音走了调。我说：“你……怎么能这样？”
　　她低头到处找找，又仰起脸紧张地问我：“哪样？我，怎么啦？”
　　当她弄清楚我发怒的原因后，立刻轻松地笑起来，连连安慰我说：“不有关系不有关系，小汉人！我们世世代代这样喂娃子，（母亲）吸了大烟，奶水就好，娃子吃了不闹病。不信你看——”她抬起一只丰满的乳房，用手轻轻一挤，雪白的乳汁就像泉水一样喷出来，臊得我满脸通红。
　　“……娃子要是闹睡，闹肚子，你给他喷几口（烟），他就好了，睡得乖乖的。不光娃子，我们大人要是闹病，头疼肚子疼，打摆子，吸吸烟，再不就吞一丁点生烟，保准你壮得跟头黑熊一样。”
　　“生病可以吃药，为什么要吸鸦片呢？你不知道有很大危害吗？”我对她的理论并不信服，觉得是她在为自己的恶习辩解。
　　“我们不有药，鸦片就是药。你刚来，打摆子，发烧头热，就是给你喷了烟，吞了生鸦片才好的。”我大惊，愣了一阵，只好躲到一边去。那个婴儿果然在母亲悉心照料下安睡过去。
　　在我曾经短暂地走过金三角的那段日子，我看见美丽的罂粟花不仅像旗帜一样飘扬在缅北高原的红土地上，而且它的根系还深植于那些山地民族的灵魂里。他们从未走出大山，原始封闭，大自然给予他们的惟一恩赐就是贫穷和罂粟。他们在努力同贫穷搏斗的同时收获罪恶，罂粟是他们通往天堂或者地狱的惟一途径。他们决不是天生的罪犯，然而正是这些救助和呵护过我的善良而勤劳的山民，他们源源不断种植出来的大烟被提炼成更加可怕的魔鬼海洛因，走私到中国大陆，到亚洲、欧洲、美洲和世界各地，毒害全球人类和他们的后代。魔鬼不是自己生长出来，而是被包括我的恩人罗勒大哥一家这样善良的人们共同制造并释放出来的。
　　联合国禁毒署资料表明：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亚洲南部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各国人数超过一千万人，地域主要分布在萨尔温江流域直至湄公河流域的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带，区域面积之广大，相当于缅甸国土的三分之一，或者七个台湾岛加在一起的总和。
　　这个区域就被形象地称为“魔鬼金三角”。